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,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,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,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,她感到无力,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,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“现在真是后悔莫及!作为村里的一把手,这么多村干部集体犯错,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愧对组织,对不起家人,更对不起群众……”面对审查人员,官启兴悔恨交加。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,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,虽然起到积极作用,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


